在2026年10月8日，瑞典学院宣布安妮·卡森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引发全球关注。中国作家残雪再次未能获奖，这使人自然而然地回想起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的获奖经历。葛浩文的“连译带改”策略被视为莫言进入国际文学舞台的“成功秘诀”。在翻译学界，对于“创造性叛逆”、“变译”及“求真—务实”等理念的讨论已经相当普及。在此背景下，文学翻译是否仍需坚持忠实原则，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
王理行，曾任《译林》杂志社社长兼执行主编，在诺贝尔文学奖预测方面屡获佳绩，却对葛浩文的“连译带改”策略持有异议。其最新著作《文学翻译探索》于2025年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包含近30万字，分为五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文学翻译的全面忠实观》尤为引人深思。
在探讨忠实观的历史背景时，有必要提及严复关于翻译的“信、达、雅”理论。尽管讨论“忠实观”的问题似乎已是陈词滥调，实际上，“忠实”是翻译理论中的核心命题，并在翻译研究史上始终占据重要地位。忠实观的内涵可被视为一个以“道”为终极追求、以“似”为再现路径、以“信”为根本准则的连贯体系。“道、似、信”共同构成了全面忠实观的历史回响。 ued官网体育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译论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句经序》，其提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的论断，表明了“信”与“美”的关联。在此基础上，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进一步阐释道：“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则非弃美矣”，强调以真实的内容为基础的美感。这种理念为全面忠实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忠实不仅仅体现在词句的对等，更是对原作整体本真的维护，即翻译的“道”。
关于“似”，陈西滢在其1929年发表的《论翻译》中借助临摹画像的比喻，提出了翻译应具备“形似”、“意似”、“神似”的三种特征。他主张“译文学作品只有一个条件，那便是要信”，并将“似”作为对“信”的评价标准，从而为“全面”这一概念注入了新的结构定义。
进一步从“似”回归“信”，严复提出的“达”和“雅”并不是对忠实的附加要求，而应融入“信”的框架之中。忠实的翻译既要传达原文的信息，又要在风格上与之相匹配。因此，通过将严复的“信、达、雅”与陈西滢的“三似说”结合，可以为全面忠实观提供系统性的理论支持。 ued官网体育
王理行的全面忠实观正是基于此三者的综合而形成的，他在长期的文学翻译编辑工作中，认为应当“尽可能从宏观和微观上把握原作的各个因素，如题材、思想、风格、技法等，并在译作中尽量忠实再现”。这一理论的形成受到了多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王理行的职业经历与学术传承是其理论形成的重要基础。在南京大学期间，他受教于张柏然先生，学习了严复、傅雷及钱锺书等人的翻译理论，强化了忠实于原作的重要性。此外，他在译林出版社担任编辑，参与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翻译过程，深刻理解了外方对翻译忠实性的严格要求。这一双重身份使得王理行将忠实理念内化为其翻译实践中的信条与评判标准。
其次，现实中的翻译现象也对王理行的观点产生了影响。葛浩文“连译带改”策略的成功激发了学界对忠实问题的重新思考。王理行观察到，在中外文学交流中，外方通常掌握话语权，要求严格忠实于原作，并在对中国文学的引入中引发增删改动，以迎合读者需求。他认为，翻译者应当依赖翻译的本质要求，而非过度迎合读者的偏好。 ued官网体育
再次，历史规律与中庸思想对王理行的理论构建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指出，自林纾以来，中国现当代外国文学翻译逐渐趋向更加忠实于原作，这一趋势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王理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强调在文学翻译中合理把握忠实与创新之间的平衡，反对任何片面化的极端意见。
最后，从理论的系统性思考来看，王理行的全面忠实观并非否定“达”和“雅”，而是在更高层次上的整合。他对“信达雅”的长期影响深有体会，指出尽管存在不同标准，但本质上都指向忠实于原作的基本要求。因此，他反对将“信”狭义化为仅仅追求原意的表述，而强调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
综上所述，文学翻译的忠实观在当代依然具备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研究表明，全面忠实观代表了一种系统性的认识，既涵盖了翻译过程中的多维度因素，又为翻译实践提供了指导。王理行的理论与实践结合，为未来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ued官网体育
